上瘾多快乐 | 编辑部聊天室

168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整理 | 实习记者 覃瑜曦

就要过年了，又是面对饮料、甜食和炸物诱惑的时候了。前阵听一档播客，里面将这类精心制作的、加入很多添加剂的食物称为UPF（ultra processed food），即超加工食物。这种食物的特征是面目全非、非常可口、可以长时间储存、有着复杂亮丽的包装和营销，比如说早餐麦片、巧克力饼干等等，最关键的特点是它让人们吃得更多、吃得上瘾。

最近看了一本叫做《炎症》的书，书中分析了为什么那些美味可口的饼干、奶昔、薯片会令人上瘾：因为它们可能会迅速提升血糖和胰岛素水平，随后骤跌引发强烈饥饿感。具体来说，高果糖浆的添加（西方饮食中主要类型的添加糖）不会抑制饥饿激素或刺激胰岛素，所以人们可以一罐一罐地喝汽水，或整袋地吃饼干，我们的大脑都不会注意到，也不会觉得饱。据研究，人造甜味剂的目的是带来甜味但不增加热量，然而它们会遇到倡导菌群，诱导菌群改变，促进炎症和胰岛素抵抗，还培养了对“齁甜”的偏好。乳化剂能让冰激凌和花生酱保持醇厚的口感，改善蛋糕的口感，但也可能损害免疫系统。

一边是明显有害的对象，另一边是无法戒除的上瘾。成瘾，指的是一种病态的依赖关系，它的象征意义也是多重的。除了对于食物上瘾，人们还会对抖音上瘾、对坏音乐上瘾、对爽片上瘾。春节前想聊聊成瘾和快乐的话题，包括日常中大家对于这些现象的观察，比如说会对什么上瘾、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01 如何界定“成瘾”，从咖啡到槟榔

徐鲁青：我们对某些东西的沉迷被称作“上瘾”，但是对某些东西又不是。“成瘾”的边界实际上很模糊，比如风投圈中最有潜力的产品是“让人上瘾的产品”，许多上瘾产品（例如烟、酒、茶等）在中国市场基本已经饱和，而同样能够让人成瘾的咖啡因却没有，当时他们就认为中国咖啡市场仍然大有可为。

我们小时候玩游戏很容易被说是“游戏上瘾”，甚至还有家长把小孩送到打游戏的戒瘾营里，当时关于游戏的负面声音很大，但是现在大家开始反思游戏是否要像戒毒一样被戒掉，这是一个去污名化的进程。究竟是喜爱还是上瘾，取决于社会对于这件事的评价。

前阵子流行过多巴胺穿搭，网上还流行一句话：“有出息的人应该远离多巴胺，追逐内啡肽。”一些医学研究认为，尽管多巴胺和内啡肽都是快乐分子，但这两种物质的作用方式不同。多巴胺更像一种奖励机制，它会给你即时爽感，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超加工食物，看剧、刷抖音的时候大脑也会自动分泌多巴胺。而内啡肽则是一种补偿机制，它的分泌是很吝啬的，一般要经历痛苦才能获得，比如长跑、健身就属于延迟满足。以前在硅谷的创业者中也流行过多巴胺戒断潮，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上瘾的一种抵制。不过我也在想，难道只有经历痛苦和延迟满足的快乐才是一种正当的快乐吗？

董子琪：现在遍地都是咖啡广告，例如瑞幸的广告上就写着：早上喝一杯咖啡，下午喝一杯轻乳茶——好像给我们构建了一个daily routine，把消费的意象嵌套在日常生活的想象当中，也同时把许多对于热量、甜度的疑虑摒弃了。  

张友发：鲁青刚刚提到游戏，我还挺有感触的。电子游戏最初通过学习机这种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刚进入市场就被包装成技术的神话——通过互联网可以获得新技术、新知识。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小孩子会用小霸王学习机打游戏；等到21世纪初期，游戏就变成一个被污名化、需要去治网瘾的东西。

短视频也是如此。以抖音为例，它推出第一代产品的时候请了很多潮流达人做宣传，所以它一开始被定义为潮流化的、圈层化的产品，那个时候你用抖音是有种流行的、很有social达人的感觉，而现在大家讨论的是短视频成瘾和防沉迷的问题。 电子娱乐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过程：一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被包装成某种技术进步或潮流，让人更容易接受这种新鲜的事物，但在走向主流的过程之中又会引发对于新媒介的恐惧，这个时候就会形成妖魔化的叙事，例如“它是否是一种成瘾的可能”。

我认为，一方面它肯定是有成瘾性的，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成瘾的判断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界定，即如何确定这个东西是成瘾物以及如何尽力去防沉迷。这种情况在新媒介推广的时候尤为明显，比如短视频推出了防沉迷系统。为什么推出未成年防沉迷系统？因为大家担心未成年人会受到这种东西的诱惑，所以需要去防沉迷，其实，最容易被短视频骗钱的可能是老年人，大家没有想到要去给老年人防沉迷，我认为这体现了中年人对于年轻人使用新产品天然产生的恐惧感。这种恐惧会催生出很多叙事，成瘾就是很常见的一种。例如电视媒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担心电视成瘾，任何一种新媒体诞生都会带来成瘾的恐惧。

游戏就更明显了，尽管鲁青刚刚说到，现在很少关于游戏成瘾的讨论，但游戏还是有所谓的“防沉迷逻辑”，电竞依旧难登大雅之堂。大家觉得电竞是不务正业，或许是因为它没有运动也没有锻炼身体，只是坐在那打游戏，但大家不会觉得下围棋是不务正业，因为它是一种很高雅的活动，这就是一种权力的界定。再举例而言，家长认为青少年玩游戏会成瘾，因而需要得到防沉迷的保护，但长辈们喝酒时不会认为自己是酒精成瘾，不认为自己需要防沉迷，过年长辈们通宵打麻将，最多是从法律层面防止赌博，但没有人认为这需要防沉迷，可如果孩子打一通宵游戏就要防沉迷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大家长式的权力。

成瘾其实也纠缠在其他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之中，典型例子就是“嚼槟榔”。日常我们会防止烟草成瘾，但很少有人去讨论嚼槟榔成瘾。在我的家乡湖南，大家是非常热爱嚼槟榔的，但槟榔这个东西本质上对身体不利，有可能导致口腔癌症，尽管已经被媒体报道过多次也很难去抵制，因为它本质上有一种地方产业保护主义，槟榔产业对于湖南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它甚至是湖南许多大型晚会的冠名商，那就更不能讨论成瘾或防止成瘾的问题了。

徐鲁青：说到槟榔，我前几年采访过饮食人类学家曹雨，讨论了成瘾品和国家的关系。个中关系很复杂，一方面成瘾品可以带来大量税收和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国家也会担心人口素质的下降，因为人口素质下降又会造成更多问题。

政府对于成瘾品的推广和禁止就体现了民众、政府和产业的互动关系。例如在中国台湾地区被日本殖民时期，日本在当地推广卷烟而不推广槟榔，因为槟榔是当地产业，而卷烟是日本产业。泰国和缅甸也禁止过槟榔，当地槟榔主要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商贩模式进行销售，而烟草是国营的，所以当时他们把烟当作槟榔的替代品。这种不同受益方之间的互动很值得玩味。

董子琪：鲁青和友发提到了一个交汇点——成瘾话语，并且讨论了它是如何定义和变化的。有评论认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非常热衷于吃苦叙事，在日常生活中会对子女进行各个方面的归训约束，让你不要非常懒散地做自己，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无法抑制地沉浸到短视频和手机之中，吃苦和享乐构成了一组对照。

02 人们上瘾是为了追求快乐的感觉吗？

张友发：最近十年，中国的文娱产业一直在做一件事——给文娱产品降维，即降低它的内容维度。例如以前流行的长剧，一个女人从发现丈夫出轨再到智斗小三是一段需要漫长铺垫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剧情，甚至要演个五集、十集。现在流行的短剧会将长剧的铺垫去掉，只留下具体的节点，上述剧情在短剧的第一集前三分钟就能给你讲完，这就是一种内容的压缩和降维，观众只需要知道要点就可以，甚至剧情可以不需要合理性。

从长视频到短视频也是内容的降维。以前我们会花几个小时看电影、看剧，但现在只需要给我们三分钟好笑的东西，在三分钟内给我最浓烈的情绪就可以了，这样让大家更容易获得表层的感官性快乐，刷短视频像是一款游戏，快速划动屏幕-获得即时反馈-继续划-再反馈，大家不停地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内容从业者不停地把内容降维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快地获得快乐。这个视角一定程度地回应了为什么现在电影票房惨淡，因为电影是目前为止最复杂的文化工业产品，就像我上期播客所说的，已经有行业人士将电影比作一种深度阅读了，哪怕是看商业电影。

我觉得这就像吃饭，高级料理的烹饪工序复杂并且需要等待，但现在的加工食物直接把味道分解，将其中最刺激性、最工业性的东西给消费者。但这类产品能否让人获得真正的快乐，我对此存疑，因为它过度地利用了人们容易被满足的那部分需求。其实以前媒体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一些商业媒体通过暴力、色情内容吸引用户，给到的几乎是大量的、直给的情绪，现在这个时代更加普遍、更加泛滥。 

其实人的需求是复杂多元而非单向的。现在的文化产品能够满足人最简单易得的需求，让人沉迷其中，但是真的会获得快乐吗？我觉得未必，很多人刷抖音会觉得空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只满足了你丰富需求中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会去看一些算法技术不是很成熟的平台，你看了一条美女跳舞的视频，下一条可能会给你推小说解读或者剧情解读，完全不精准，但正是因为不精准，有时候反而能满足更多元的需求。

王鹏凯：所以人是不是更容易对短的信息成瘾？当人们越容易获得连续、相似、快速的信息流时，就越容易对这类信息流成瘾，反之长内容或者更精良的内容则不容易上瘾。

董子琪：听起来这是一种即时满足，知道你需要什么就立刻补上，并且不断地持续加强，导致你的阈值越来越高，进而越来越需要它，逐步形成病态的依赖。

王鹏凯：成瘾的目的不一定是快乐，也可能是获得一种脱离现实的体验。之前读到李翊云的一篇小说，有一个情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故事发生在90年代，女主人公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回到家乡县城的师范学院教书，她作为大龄未婚女性反复地被母亲催婚，在当地变成了loser一样的存在，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最大的爱好就是坐在沙发上吃着瓜子看肥皂剧。书里写，她吃瓜子的时候就像是进入到一种幻觉，一边看电视剧一边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面，让她忘记时间。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小说结尾，她发现自己经常去买瓜子的熟食店被警察端了，因为熟食店的老板在瓜子里面放了罂粟壳，实际上瓜子本身真的有让人成瘾的物质在里面。

我感觉作者的处理还蛮有意思的，一方面主人公本身对嗑瓜子看肥皂剧这个行为成瘾，同时作者又真的安排了一个成瘾物质在里面。个体在失落的状态下通过让人成瘾的物质和行为去获得一种体验，这其实也是一种蛮有代表性的状态。

董子琪：你说的这个女性形象很像得了“包法利夫人综合征”，就是通过诗、言情小说和滥情电视剧来得到空虚的补足，但是这只是一种短暂补偿，它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以获得和日常生活不同的超越性的体验。石一枫的小说中也写过这种女性角色，都有类似执迷不悟的、不断加强的形象和情节。

徐鲁青：刚刚我们聊到什么是成瘾，什么是成瘾品和非成瘾品，以及国家产业和普通人之间的博弈，曾经有经济学家定义过成瘾性经济并将其称为“边缘资本主义”。所谓的边缘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技术先进但是社会倒退的商业体系，在这个商业体系中，企业会借助政府甚至犯罪集团来鼓励人们过度成瘾。以快餐业为例，当一些人因为快餐消费得了强迫性饮食障碍的时候，就意味着治疗糖尿病和减肥手术的外科医生有了更多生意。因此，对于边缘资本主义而言，能够让人深度成瘾的项目相较于普通消费品项目更好。

此外，成瘾机制是由各种环境因素共同塑造的。有个关于成瘾的著名实验，科学家首先拿来一只小老鼠并提供了两瓶水，一瓶是纯净水，一瓶是掺了海洛因的水，当科学家让小老鼠自由选择时，小老鼠选择了一直喝掺有海洛因的水直至死亡，随后科学家们改变了实验条件，做了一个老鼠乐园，其中有小老鼠很喜欢的玩具、朋友等等，这时候再拿出两瓶不同的水，小老鼠的选择变成了纯净水。从这个实验来看，造成成瘾的不仅是成瘾物的吸引力，同时还要看环境是否推着你往成瘾的方向走，就像鹏凯刚刚提到的，在非常空虚的时候很容易对一些成瘾物上瘾。

王鹏凯：昨天正好看了一篇关于成瘾的文章，作者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文章标题叫“Epidemics of the Will”，中文大意是“意志的流行”。塞吉维克梳理了成瘾在社会发展中的过程，最开始人们并不认为成瘾是一个问题，直到19世纪，成瘾转变成为一种需要被治理的病，尤其以福柯理论为代表，酗酒、毒品成瘾都被视为需要治理的事情。

但后面又发生了新的转变，成瘾的范围不断延伸，它不再只是通过某种具体物质来达成满足，而是指向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用王尔德的话说：“如果过于频繁地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变成一种乐趣。”例如工作成瘾变成工作狂，购物成瘾变成购物狂等等。至此，成瘾被视为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并被赋予伦理价值，成为晚期现代个体自由的终极象征。

塞吉维克对这一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批判，就像鲁青刚刚提到的，这种自由意志并不是真的自由，它背后反映出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下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以吸烟成瘾为例，并不是所有吸烟者都有能力解决抽烟带来的健康问题，这甚至可能导致对弱势者的经济剥削，因此这种所谓“自愿”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自由意志，它是一种被消费主义系统或者说被资本主义结构影响乃至强迫的自愿。

董子琪：《疲于做自己》书中提到，现在基本上都是通过药物治疗抑郁症，而这类解决精神痛苦的药物也会造成成瘾与依赖，这就造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抑郁症患者提不起对生活的兴趣，觉得淡漠和无意义；另一方面，治疗抑郁症患者的药物是通过刺激重新唤起患者的情绪，它能改善症状，尽管不能消除痛苦。据作者观察，百优解（抗抑郁药物）广告中呈现的形象就是一位有自由意志的、无所不能的企业人，就是所谓的entrepreneur精神，他能在生活中完全调动能动性，勇往直前，但其实重新勇往直前的代价是可能药物成瘾。

03 成瘾背后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

张友发：无论是文化产品或是物质商品，商业社会中成瘾品的泛滥是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当我们沉迷于某件事物的时候，往往是处于非常空虚的状态的时候，需要一些东西麻醉自己，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种痛苦可能是工作，也可能是城市化、原子化的生活环境。

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有一天晚上很无聊，躺在床上玩了一个通宵的手游，你可以把这种行为理解为成瘾，但其实他也可以用这段时间做别的事情。《下流社会》一书里就描述了日本平成时代的阶层固化问题，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再向上发展时，转身满足于二次元内容、快消品等等，用这些相对低价的商品满足欲望并游乐其中，这是一种对于虚无和消极的对抗。

城市生活很容易带给人虚无感，尤其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我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体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集体生活时间非常非常愉快，会形成一些新的社会联系。对于待在北上广的人，大部分时间都身处职场的关系之中，但同事之间很难发展出真正的、工作之外的社会关系。或许我们在工作之外一起玩得很开心，但一旦同事频繁地流动，公司面临经营危机，工作压力放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的情绪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变得狂躁或抑郁，并再度地回到了相对原子化的生活里，那个曾经短暂地形成的小集体再度破裂。

所以，当我们与同事是熟悉的陌生人，当我们成为原子化存在且向上的希望不断减少的时候，就需要一些东西填补日常生活，比如成瘾物。我平时会尽量避免吃垃圾食品，但当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就可能会奖励自己一些容易获得的、廉价的快感，它可能是一份快餐，或者是类似奶茶、香烟和游戏这样的东西。

王鹏凯：我有个问题，什么是廉价的快感，什么又是高级的快感？ 廉价快乐和高级快乐的区分，会不会带有一些精英色彩在里面，比如流行音乐是不是就比古典音乐要低级？

张友发：这涉及到很多视角，我刚刚描述的是单纯的个人感受，不过我认为关键不是高级与否，而是事情本质目的的不同。短视频的生产是为了让你不断地陷入下滑的循环之中，而电影导演的作品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作者表达在里面，这就是本质的不同。包括快餐和高级料理，方便面就是为了3分钟填饱你的肚子，于是它会加入一些添加剂刺激食欲，这和烹饪一两个小时的美食本身作用是不一样的。

王鹏凯：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不仅仅在讨论行为本身，而是这个行为导致的成瘾。比如有人是看短视频成瘾，有些人是看书成瘾，也有人看电影成瘾，这种对于不同事物的成瘾有高下之分吗？可能一类是即时满足，另一类是稍微长时间的满足，可实际上这两种事情都使人成瘾。

徐鲁青：我理解鹏凯的问题，我这次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成瘾》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精神医生，她表示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成瘾过——对以《暮光之城》为代表的吸血鬼、女巫、狼人等爱情小说上瘾。

她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在一位精通技术的朋友的强烈推荐下，我购买了一台Kindle，事态进一步升级了，我再也不用等其他图书馆分管将书送来，也不用把色情小说藏在医学杂志后面，现在只要滑动两个屏幕，再点击一下，我就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我想读的任何一本书。简而言之，我成了一个通俗色情小说的忠实读者。我真不好意思承认，有一次我甚至带着Kindle去上班，在给病人治疗的间隙读小说。”读到这里我觉得她对自己要求真的好严格！

董子琪：聊这个话题前，我想象的是大家会在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对游戏、电视剧、甜品上瘾，没想到反而是在孤独一人、空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成瘾，这是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