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阴霾下，波兰如何重塑可持续的中道政治？

纵观今天欧美的政治版图，人们很难找到感到乐观的原因：从特朗普在煽动一场对美国国会的冲击后依然以共和党人二十年未有的优势再度当选，到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AfD）在民调中的高歌猛进，大西洋两岸好像还没有来自稳健中道政治的人找到了有效应对民粹主义者的方式。

一个鲜有的让人乐观的亮点是波兰。在2023年10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由前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塔斯克（Donald Tusk）所领导的政党联盟公民同盟（Civic Coalition）击败了已掌权八年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波兰语缩写为PiS）。后者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掌权期间对波兰的民主、法治、司法和欧盟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公民纲领的胜利似乎是足够可持续的：在八个月以后的欧洲议会大选中，公民同盟再次取得了优势极大的胜利。自2025年1月起，波兰正式开始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这六个月的任期中，塔斯克很早就表示，他的重点将包括在整个欧盟范围内促进法治和对公民社会的保护。

当地时间2025年2月3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盟理事会主席举行的非正式欧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言。

在这个特朗普当选伊始、德国联邦议会选举近在咫尺，且波兰开始重新在欧盟中起到重要建设性作用的独特时间节点，笔者代表一个位于德国的青年组织，主持了一场和公民纲领成员组织之一、波兰的中间派自由主义新时代党（波兰语Nowoczesna）的全国副主席安德烈·普兰克（Andrzej Prendke）的讨论，邀请对方介绍了波兰反对派在选举战胜PiS并维持势头、可以被其他欧美国家所借鉴的宝贵经验。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2023年8月，在当时距离投票日已经不到两个月，正值波兰议会大选选战的白热化时期。我们作为一个关心波兰民主法治状况的德国青年组织，自然对选情表达了极强的关切，而尽管民调所显示的是右翼民粹法律与公正党（PiS）与反对派之间的胶着，你却对反对派的获胜表达了充分信心。现在，距离大选已经过去了近一年时间，你当时的预测已经显然成真，你可以展开解释一下当时你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个预言的吗？

普兰克：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波兰在去年大选前的情况。PiS执政已经八年，大多数人已经熟知其在这期间对波兰法制和社会进步的蚕食：公共媒体不再保持独立，社会政治方面对性少数者和女性堕胎权的敌视程度已经超过了哪怕曾经支持他们政纲的保守派选民的接受底线。

对普通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波兰的经济也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中产阶级也在受到影响。这种自己的钱包和收入所收到的负面影响自然是最会让人对本就不完美的执政党产生不满的。

除此以外，PiS在社会议题方面的政策上也极端到了远超其相当多一部分选民可接受的程度。尽管这些深受天主教影响的选民支持PiS反对堕胎权的主张并可能对多元群体平权政策持怀疑态度，但PiS对这些群体的妖魔化也让他们心生反感。一起起这样类似的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嘿，这好像并不是我们在投票时所选择的。“

尽管如此，大选前PiS通过多年执政中破坏民主和法制而为自己所构筑的系统性优势，有没有仍然起到作用呢？这些优势具体有哪些？

普兰克： 当然是有的。首先，他们一直得到天主教会的高度支持，这在乡村地区尤其有意义。另外，PiS作为执政党，可以通过将公共活动附加竞选性质的方式变相获取无限的竞选资金和资源，例如政府在选前所举办的数千场社区野餐会，就显然是一个竞选活动。

而PiS最重要的资源则无疑是波兰的公共广播电视台。在其执政时期，PiS通过将亲信和支持者提名至领导职位的方式，将原本坚持客观中立原则的公共媒体改造成了自己的传声筒。

在大选过程中，反对派领导人唐纳德·塔斯克自然是这些媒体的头号目标。他被频繁地抹黑为是德国利益的代理人，他曾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履历和与德国基民盟进行党团交流的视频都被断章取义地拿出来作为“论据”。由于历史原因，这自然是一个极能煽动起负面民族主义情绪的手法。

那么绝大多数波兰人相信这些媒体吗？

普兰克： 在PiS政府的任期内，公共电台确实失去了相当多的观众；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留下的那一部分——绝大多数是对政治关注度偏低的波兰人——被其内容迅速且猛烈地极端化了。这种人为制造的政治极化不但造成了无数家庭的矛盾和分裂，还一度成为政治暴力的催化剂：2019年，格但斯克（Gedansk）的市长因反对PiS的社会政策而成为公共电台频繁的攻击对象后，在一次慈善音乐会上被人用刀刺伤后身亡。据报道，凶手此前在接受精神疾病治疗期间观看了大量的公共媒体，这些内容对他的极端化被普遍认为是他行凶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选举的过程中。你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塔斯克的反对派联盟呢？

普兰克： 当然。将选前的反对派称为一个“联盟”可能并不算十分准确，我们更是一个松散、分开竞选的“大帐篷”民主派。其中最大的当然是塔斯克本身的传统中右翼党“公民纲领（Civic Platform）”；我所在的中间派自由主义新时代党、绿党、社民党和一些关注地方议题的小党在选前就是塔斯克联盟的一部分。但此外，还有左翼党和另一个主张自由主义、在城市年轻选民中颇受欢迎的“第三条路（Third Way，名称取自以克林顿为代表的中间派以及形态）”政党独立存在于这个联盟之外，他们自然是塔斯克联盟大选后组阁的重要潜在同盟。

也就是说，各派政党和联盟的结构与2019年基本类似。那么，你是通过哪些迹象在选前就预测到了反对派胜利的可能呢？

普兰克： 除了选民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以外，民众参与政治、尤其是参与反对派政治的热情也是一个非常响亮的讯号。首先，在大选前的六月和十月，反对派在华沙召集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后者的参与者多达一百万，被人们因此称为“一百万颗心的游行（March of a Million Hearts）”。反对派所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就让我清楚地看到了民主派赢得大选的潜力。

除此以外，外部相对少注意到、但我们身在其中却很清晰感觉到的，是波兰人的政治热情和参与程度也达到了近年来的高峰。一个有意思的缩影，是波兰议会YouTube账号订阅者数量的变化，从选前的一万到两万涨到了今天的七十万，人们开始主动观看议会辩论的直播。

当然，尽管我们在选前看到了诸多充满希望的迹象，一个显然的危险还是存在的：参与竞选的，还有一个极右翼、更加民族主义的两个政党所组成的党团。若他们赢得了足够多的席位，PiS即便输掉选举、失去和现有盟友组阁的方案，仍然可以选择和这个党团组成政府。这对波兰来说显然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了：民主派的不同联盟赢得了足够多的议题，尽管面临总统杜达——一个PiS同盟——的程序性阻挠，还是组成了以塔斯克作为总理的政府并成功结束了PiS掌权的历史。

当地时间2024年6月9日，波兰华沙，公民联盟选举晚上，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在等待出口民调结果。

在促成了这个结果的因素中，你觉得是选民对民主派政策和主张的积极期待，还是对PiS执政对经济和民主的伤害的反感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普兰克： 我的回答可能会不受我们执政盟友的欢迎：我觉得后者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首先，如我之前所说，反对派在这次大选中依然是相对分裂的。我们拥有在选前就组成一个联盟、从而能更有效地宣传我们的政策的选项，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但PiS过去八年所做的一切——丑闻，争议，经济极化——真的让人们受够了，而这很大程度上动员了“一百万颗心”的参与者走上街头。

而在你提到的两点以外，还有一个起到了很大重要的因素，就是公民社会的软性政治参与：其中包括了艺术家、网红、非政府组织等等。他们的声音往往不直接和选举相关，很多时候甚至都不是政治性的，但依然对动员那些走上街头的上百万民众起到了关键作用。

让我们来谈谈大选过后这一年多来波兰的情况。在选举之后，你自己和波兰民众对新政府的最大期待是什么呢？具体来说，你们希望新政府在任期内实现哪些目标？

普兰克： 我个人参与政治已经几乎十年了，其中大部分与PiS的执政期重合，所以我几乎已经不太会以（赋予政策方面明确期待的）这种方式看待问题，因为我理解，实现民主派、实现我们政党对波兰的图景将是一个比一届政府的任期要漫长太多的过程。

对投票给民主派的选民来说，他们最大的期待其实不是政策方面的——毕竟如我之前所说，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选举的焦点，民主派、也就是现在的执政联盟内部本身也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目标——他们的迫切期待其实是看到上届政府中造成了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的人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无论是调查还是司法程序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就会时常感受到一部分人的沮丧：“一百天、两百天、一年过去了，为什么许多我认为该承担责任的人没有在监狱里？”

那执政联盟是怎么回应这种沮丧的？

普兰克： 新政府能做的就是向民众解释：“我们理解你们的沮丧，我们也希望看到他们被追究责任，但我们确实还需要一些时间，请对我们有一些耐心。“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来自执政联盟的候选人也有表达相似的不满，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也希望司法程序能够进行得更迅速，从而能最大程度地制造和民众共享这种沮丧的观感。

对执政联盟来说，对公共媒体的改革显然是优先级极高的一项事项。新政府在这方面具体做了什么？

普兰克：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对公共媒体的改革可以说是我之前所描述的状态的唯一一项例外：新政府对此实施了一项“特殊行动”，几乎在一天内实现了这个目标，通过议会立法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撤换了广播总台的董事会管理层并直接关停了播报内容最为极端、偏颇的几个电视台。公平地说，执政联盟的措施可能并不完全合规，其中的一部分也因此处在司法复核状态下， 但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必要的效果，也让民众看到了政府的改革决心。

PiS在执政期间另一个造成了很多破坏的领域是司法，他们通过降低现任法官退休年龄的方式人为在各级法院中制造了许多空缺，并用自己的亲信填补了它们，这些法官随后辅助了PiS相当多侵蚀民主制度的行为。新执政联盟有在这方面进行有效改革吗？

普兰克： 相比公共媒体，司法领域是一个进步发生要缓慢得多的方面。去年四月，新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恢复了波兰全国司法委员会成员的选派制度为法官互选（PiS政府将其改为全权由自己所控制的议会任命），这个组织的职能包括了确保波兰的司法独立、确立各级法官提名人等，恢复其独立性自然是对恢复法制来说相当重要的一项进步。

但同时，我们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是，还有许多PiS政府所任命的法官在全国各级司法系统任职，同时，现任总统杜达（Andrzej Duda）作为PiS的盟友，还在尽其所能阻挠我们的改革，比如他就将我们对司法委员会的改革起诉到了同样充满PiS亲信的宪法法庭，我们至今仍在等待裁决结果。

你提到了颇受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一点，也就是总理塔斯克、其新政府和总统杜达之间的动态。你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新政府是怎么应对来自杜达的阻挠的吗？

普兰克： 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有好有坏。杜达并没有像在新政府成立初期所承诺的那样会对新政府的所有立法行使否决权，但他仍时常通过名义上签署我们的法案但随后将其起诉至宪法法庭的方式为我们增加不确定性。所以，新政府很多时候在做的，与其说是治理（govern）国家，更像是一种管理（manage）。

那么，因为新政府在这种阻挠下无法实现许多承诺，你担心民主派会在2025年的总统选举中失利吗？

普兰克： 我并没有太过担心。如我之前所说，许多选民的失望来自新政府没能足够迅速地清除PiS的影响，并也能看到一个重要原因是杜达的阻挠，他的民调也在持续下跌。照着这个趋势，我相信PiS的候选人并不会赢得大选。

在2024年初，欧洲多地都出现了农民作为主力的对国内、欧盟范围内相关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在德国，这些抗议进一步削弱了联邦政府的稳定性。新政府是怎么应对这场抗议浪潮的、有因此受到类似的影响吗？

普兰克： 抗议的确有发生在包括首都华沙在内的波兰各地，但新政府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波兰农民抗议所针对的，主要是欧盟在2020年至2023年间的一系列环保和气候相关的立法，这些立法中对化肥农药使用、有机农业占比、土地使用限制等方面的规定为中小农场主制造了许多财务负担。但执政联盟选择了一种很聪明的方式与抗议者沟通：我们将这些气候立法的通过叙述为了上一届政府的政治负资产，告诉民众，是PiS政府的无能导致了波兰农民要受到这些不切实际的监管的限制。而农民和农场主正恰是PiS的一个重要基础选民群体，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像许多邻国的中间派政府一样被民粹主义者借此攻击，反而进一步削弱了PiS的支持。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日晚，波兰在首都华沙国家大剧院举行欧盟轮值主席国就职典礼。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欧洲选举上。我一直有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你在选战中做的事情：你为一位来自塔斯克“公民纲领”的一位候选人担任了发言人。在这个位置上你自然和选民有许多互动和接触。根据你的观察，对选民来说，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最重要的议题有哪些？

普兰克： 理论上，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民所关切的自然应该是关于欧盟的政策和计划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最大的关切依然是围绕国内政治的。我所助选的候选人名叫米哈乌·瓦夫里凯维奇（Michał Wawrykiewicz），他不是职业政治工作者，而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律师，他在PiS执政期间成立了一个以保护法治为任务的非政府组织，他本人和他的组织参与了多起涉及多元群体权利和保护司法独立的案件，这些工作让他在全国广受认可。但他所得到的问题依然时常是“你为什么还没有让上一届政府中的成员为他们的过错承担责任”、“距离我们上一次在十月份为你们投票已经六个月了，什么都还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应该继续支持你们？”尽管他不是现任政府的成员，也不是法官或警察，没有向人追究责任的权力。

所以，虽然最终塔斯克的联盟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成了波兰在欧洲议会党团中的第一大党，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高枕无忧的结果：民众对新政府耐心的减弱是我频繁感受到的，无论从防止PiS或其他民粹主义政党卷土重来的角度，还是从根本上减弱政治极化的出发点来看，我们绝对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在欧洲议会选举的同时，你自己也在你家乡波兹南市（Poznan）市的本地选举中参选，并成功当选了市议员。就你所感受到的，选民在本地选举中所关切的议题是哪些呢？你又是如何取胜的？你参与本地政治的初衷又是什么？

普兰克： 我的竞选可以说是2024年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的竞选重点直接和我的爱好相关：很长一段时间，我曾在我的家乡波兹南做义务导游，因为我享受帮助人们发现这个城市美好之处的过程。所以，我的竞选议题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我希望在市议员的位置上更好地推广这座城市，让更多的人了解整个瓦尔塔（River Warta，流经波兹南中心地区的河流）河畔地区，同时也让河畔地区的居民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地区哪些地方值得探索。此外，公共交通也是我的热情之一，所以我提出了改进本地公交系统的愿景。

当然，对旅游和交通议题感兴趣的市民其实并不算多，绝大多数人看到的还是我所代表的政党和我自己在竞选中表现出的作风。为此，我可以说尽到了最大努力，让每个选民都能见到我三到五次。我认为我最终取胜，是因为人们信任我的年轻和对城市的热情，他们相信我作为年轻人会为政治带来必要的新风，并会努力工作，因此值得自己的选票。

我们来继续今晚的最后一个问题。正如你也有所看到，目前在德国，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可以说风头正盛，在今年的三个东部州的选举中，它要么成为了第一大党、要么获得了得票率激增的成果，甚至在许多地方成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政党之一。虽然因为存在其他所有主流政党都拒绝与其合作的“防火墙”传统，它在可见的未来内还没有掌权的可能，但作为经历了一个民粹主义、拥有专制色彩的政党掌权的人，你能不能从你的亲身体验出发，给我们一些可以用来说服我们身边人的“警告”呢？

普兰克： 我要说的可能很让你们沮丧：你有的时候真的无法阻止公众中一些情感和情绪的发展。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PiS之前的胜利是事后来看不可避免的，是忍受他们统治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过程才让人们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发生前，你真的很难对人说，“我知道他们（PiS或AfD）所讲的有些话很有吸引力，但请你真的不要为他们投票，因为你的生活其实会变得更糟糕”，我觉得很不幸的是，许多人真的需要亲自感受到他们的决定对自身的影响才能改变主意。

尽管如此，你能想到什么我们可以主动做的，来尽可能地抵抗这个过程吗？

普兰克： 我能想到的一点，就是尽可能地去组建和参与社区，就像各种公民团体在波兰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一样。你们（作者所在的青年团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常见面，交谈，谈论对年轻人重要的主题，付诸行动。在波兰，就像我之前所说，人们所组织起来的方式甚至完全不限于政治性的团体，而是从社会到文化再到艺术的种种公民社会团体。如果说要找到PiS为波兰做的一件积极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为波兰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友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危机时刻至关重要的。